今年10月10日，国际老年大学协会（AIUTA）第99届理事会议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大阪召开，主题为“老年大学连接世界：积极健康老龄化和代际合作”。在笔者看来，主题中的“积极健康老龄化”是作为研究“代际合作”的一个背景，重点研究中国老年大学教育与“代际合作”的关系。“积极健康老龄化”理论框架是中国老年教育理论渊源之一，而“代际合作”这一理论也将引发我们对中国老年大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反思，促进我们从代际合作的新视角创新教学。因此，在中国老年大学教育领域中研究“代际合作”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积极健康老龄化”深刻影响中国老年大学教育

1、“积极健康老龄化”概念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影响着经济增长、储蓄、消费与投资、劳动力市场、税收及代际间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层面，人口老龄化影响着保健和医疗、家庭构成、生活安排、住房与人口流动等。在政治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投票模式与代表性( UN，2002a)。因而对老龄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传统的文化价值、经济环境及制度化的生活曾经导致出现老龄化的黑暗时代，即“消极的老龄化”时代( Gergen，K．J．＆ Gergen，M．，2000)。“成功老龄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从“消极老龄观”到“积极老龄观”的转变。“成功老龄化”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在1950年提出，但广泛使用却是约翰和卡恩( John ＆ Kahn，1987) 在《科学》 杂志上发表《人的老龄化：普通与成功》之后。

“健康老龄化”是对“成功老龄化”表达方式的一种修正。因为“成功”一词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在实证研究中，许多老龄人口虽然患有各种疾病或身体残疾，但却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是成功的( Eeth A et al．，2004)。自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概念开始，健康老龄化理论研究关注影响老龄健康的主要因素，把老龄化研究视角从结果移向进程，对于维护老年人口的基本健康和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该理论仍然存在将老年人视为社会的负担而非社会财富、从其需要而非社会权利的视角看待老年人口健康的缺陷。

“生产性老龄化”则开始注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罗伯特( Butler，Ｒobert．，1982)首次提出“生产性老龄化”。在他看来，没有必要把老龄化和生产率描述为人生命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所谓老年人缺乏生产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生产性老龄化”概念引起对工业社会老年人角色变迁的辩论。

“积极老龄化”将老龄人口的社会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运动的盛行，推动了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出现。积极心理学将心理学的目标由治疗转为潜能开发，表现在老龄化问题上就是要帮助老年人群开发潜能、树立积极的社会参与心态，消除非老年人群的年龄偏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适宜环境。

2002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WHO)出版的《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一书，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不仅延续和发展了“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内涵，在“健康”和“参与”两个维度以外又因老年人群的差异性而增加了“保障”维度；而且“参与”也不仅仅指经济参与，而是将社会、文化、体育和公共事务都涵盖其中，目的是使所有进入老年的人，包括那些残疾、虚弱和需要照料的人，都能提高健康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WHO，2002)。[①]

2、积极老龄化观念渗透中国老龄事业各方面

中国老年大学本质是教育，但又是中国老龄事业的极重要部分。自1982年维也纳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后，中国的老龄政策、老龄研究及相关管理系统开始发展完善起来。2002年中国参加了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赞成并带回“积极老龄化”的新概念和政策建议；《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文本也被翻译出版，成为国内积极老龄化政策和研究的重要参考。

2006年，中国发表《老龄事业发展白皮书》，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的“六个老有”目标之外增加了“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内容，形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虽仅有四字之差，但在客观上体现出“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显示了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东方智慧，是对“积极老龄化”的中国化升级版。目前，积极老龄化的观念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影响中国老龄政策和研究。中国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2016—2020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6—2020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等法规，就是国际倡导的积极健康老龄化思想的中国法律化。[②]

3、积极老龄化奠定中国老年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正如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实现中国化，成为我们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样，国际上的终身教育和积极健康老龄化这两股思潮传到中国，成为中国老年教育的思想渊源和奠基理论。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顾问、武汉老年大学名誉校长杜子才教授，2007年曾在《老年教育》杂志上以《坚持积极的老年教育观》为题，明确提出了统领老年教育全局的是积极老龄化演绎而成的“积极老年教育观”，并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对“老年教育目的的积极性、对象的主体性和范围的全纳性”三个方面作了必要的阐述。[③]可以说，“积极老年教育观”一直深刻孕育于中国老年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之中，同时也是联合国所倡导的“积极老龄化”在中国老年教育事业中的体现。

前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会长张文范也曾就“积极老年教育观”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积极老年教育观’应该是指，坚持用积极的行动和创新理念，加强以教育为主体的科学素质教育，不断提高老年适应时代的技能和知识，提高睿智参与能力，提供和谐文化教育保障的一种教育观。”[④]

中国老年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用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推动中国老年学校教育发展，造就“紧跟时代步伐的自尊、自主、自强、有作为的新一代的老年群体”。“积极老年教育观”在老年教育领域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精神的理念，引导着中国老年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

实现积极健康老龄化，一直是我国老年教育理念的主流价值追求，并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完善。积极健康老龄化符合老年人的根本利益和深切愿望。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在社会中，在其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中实现、满足和发展的，老年人只有德智体美等方面继续有所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继续融入社会和对社会发挥一定良性的、积极的影响，在自尊、自立、自强、有作为中摆脱退休综合症的困扰，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老年教育给予老年人的是实现上述目标的能力。

二、“代际合作”理论研究的意义

1、“代际关系”研究的缘起

代际关系是指上下相邻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包括不同的层次和范围。其中微观层次的代际关系是指家庭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宏观层次的是指社会上不同代之间的交往关系。“代”与“代际关系”成为问题，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最早对代际问题进行关注，他在 1928 年发表了《代际问题》一书，正式将代际问题纳入社会学研究视角，然而让代际关系真正成为社会所关注问题的是杰弗里·戈若，他在《美国人 ：一项国民性研究》中对代沟现象进行研究，将代际关系问题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的引入成为我国代际关系研究的起源，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乡土社会正向现代化迈进，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家庭伦理遭受冷落，代际隔阂与代际冲突日益显著，代际关系开始问题化并引起了学者的关注。[⑤]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心理学家开展在积极健康老龄化的视角下，关注家庭内的“代际关系”问题，其研究重心也从关注成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转向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关系。代际团结理论与代际矛盾理论，是当前心理学家理解代际关系的两大基本视角。实现积极健康老龄化，良好的代际关系和最大化的家庭支持是不可或缺的。[⑥]

2、实现“代际合作”能提高老年人晚年质量

关注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是这一领域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切入点，因为广泛证据表明，代际关系对个体身心健康有很大影响。弗瑞德（Frieder,2002）等人的研究是“柏林老龄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他们以83个德国家庭为对象，研究成年子女的支持行为与老年父母的健康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健康和满意度可以通过高质量的亲子支持而提高；具有自主性的成年子女比依赖性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更多的有形支持（如帮助做家务、经济资助等）；当成年子女具有与父母一起享受愉悦的动机时，会给予父母更多的情感支持（关心、温情等）；当子女给予老年人情感支持时，父母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而有形支持不具有这一特点。也就是说，对于老年人而言，情感支持可能比有形支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麦基尔文及其同事（2007）以美国中西部地区有代表性的城市家庭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家庭代际结构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性，其中老年父母—成人子女结构的家庭，其成员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中年父母—未成年子女结构的家庭。尤其是当个体处于劣势（如教育水平低、婚姻状况不佳）时，只有父母没有子女的代际结构比只有子女没有父母或者父母子女兼有的家庭具有更髙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这一结果意味着，老年父母可能是成年子女的一种积极资源而非负担。可见代际关系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具有缓冲风险的作用。此外，洛温斯坦（Lowenstein,2007）等人分别对挪威、英国、德国、西班牙、以色列等国家75岁以上的6000名老年人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代 际间的相互支持能够有效地预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项对美国家庭 的研究也表明，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消极交流（如不提供帮 助、没有同情心、拒绝或忽视等）是老年人心理痛苦的较强预测指标。

3、关注和研究老年大学平台上的代际合作有突出意义

    国际老年大学协会（AIUTA）经常能够敏锐地抓住关系世界老年大学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办学中共性的问题展开国际议题研讨。2014年11月，AIUTA在巴西伊瓜苏召开的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就是“老年大学与代际合作”，2016年10月在日本大阪召开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又确立为“老年大学连接世界：积极健康老龄化和代际合作”，这使我们陷入深层的理论思考：代际合作问题与老年大学关系太密切了！老年大学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为代际合作打开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一点我们过去认识不足，理性思维欠缺。现在我们开始把代际合作和老年大学放在一起认真研究，思考怎么让两者融合、互动起来，对办好老年大学意义确是突出而深远的。